文艺批评 | 王尧、房伟：沧海文心 自成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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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2年11月13日,江苏省作协在南京召开王尧创作与批评研讨会。文艺批评今日推送研讨会上王尧老师的《散文创作谈》和房伟老师的评论。王尧老师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的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学术层面，他将现代散文理解为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的存在方式，而对“文章”的热爱则使他进行了跨文类写作的实践，藉由纪实或虚构的不同文体，尝试思考和回答“我们的故事是什么”这个近二十年他一直思考的问题。房伟老师的评论将视点集中于王尧如何实现文类转换以及作家与学者双重身份的整合。他指出，王尧的文学实践恢复了现代文学“创研结合”传统，其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有着“一以贯之”的东西。它建立在生命体验与知识分子信仰基础上，继承中国的文章学传统，将个人心志、历史思辨、文化浸润与社会关照融为一体。继《民谣》之后，王尧的长篇小说《桃花坞》即将问世，各位读者敬请期待。

二文原刊于《文艺报》2022年11月30日5版，房伟老师文章刊载题目原为《中国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简论王尧教授的研究与创作》，转载自“ 文艺报1949”公众号，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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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

房伟

散文创作谈

文/王尧

一

这几年我在《收获》、《钟山》和《雨花》陆续发表了一些散文，前两个专栏写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雨花》以“时代与肖像”为名写了我对乡村生活的记忆。我在两个不同的时空中出入，它们交叉融合，构成了我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尽管当下语境对写作的影响是深刻的，但过往的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仍然具有独立的意义。现在这本散文集以“雨花”的专栏文章为主，又收拢了我以前关于乡村生活的部分散文，合而为一。特别感谢江苏文艺出版社李黎兄的督促，才有了现在这样的面貌；特别感谢《收获》主编程永新、《钟山》主编和《雨花》主编朱辉三位先生的邀约，让我在学术研究的同时重返散文写作。

我问学之初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后来虽然转向，但与现代散文相关的趣味、语言、修辞等一直散发在我的读书和写作中，对“文章”的热爱不时让我有跨文类写作的冲动。九十年代中期我出版了一本毛边书《把吴钩看了》，在无所不在的“市场”压力下，大学也浮动起来，我会在夜间用裁纸刀裁开毛边，以这样的动作安顿自己的内心。世纪初年，我回到一度中断的知识分子研究，在《南方周末》开设了专栏“纸上的知识分子”。那个时候差不多一周或两周写一篇，在武汉开会时还特地去了咸宁的向阳湖，坐在车厢时才隐隐约约听说有什么“非典”了。尽管在向阳湖没有几天，但我在散落的历史细节和现场中对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其实不仅是我这一代，更早的知识分子比我们经历了堪称严酷的考验，在任何时候，知识分子都面临了如何在时代中自处的问题。这些感受又坚定了我之前提出的一个想法：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的存在方式。

《把吴钩看了》

作者: 王尧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年:1998-05

想来也真是不可思议，我写作散文最多的时间往往是大灾的日子里。那年冬春之际，大雪几乎压垮了江南，我在书房里看到了围墙上久违的冻丁丁，这个寒假未能回老过年。我在晶莹剔透的冰冻里看到了我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景象，我在雪地里等待阳光。写完了长篇散文《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后，我在大街上踏雪，看到年轻的我向我走来。现在，我有了相反的感觉，我看到了一个有些苍老的我，而我曾经生活的乡村却在文字中减去了几十岁。《雨花》“时代与肖像”几乎写于庚子初春到仲夏，在几个月的书斋生活中，我又完成了十多年前就起笔的小说《民谣》。在这样的写作生活中，能够在真实与虚构中生活和想象，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许多年前，我背着一个木箱，过了村前的大桥，去十里外的公路等候往县城的汽车，再从县城搭乘长途车去苏州。在公路上上车的时候我还没有离乡的感觉，即便在县城车站我也没有伤感。车行百里，在江边上渡船时，我才意识到，那个乡村在我身后了。我很少用“乡愁”这个词，写作“时代与肖像”也不是抒发乡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写什么。

在这篇“后记”快要结尾时，我想起一个细节。大学的一个寒假，我夜间从安丰镇踏雪回到村口，在桥南我就听到桥北的父亲和母亲说：王尧回来了。

二

《日常的弦歌》是《钟山》同名专栏文章的结集，在付梓之前增加了一篇。

“西南联大”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陌生和空洞的名字，它确实成了传奇，传奇中的许多人物也成了传奇。写这个专栏时，我有些犹豫，学界和文学界同仁关于“西南联大”的成果丰硕，我能不能写出点新意？想到了“日常的弦歌”这个专栏名字后，我感觉或许能够写出自己的“西南联大”，因而无问西东写了下去。我们通常会把“弦歌”与“日常”分离，但在阅读和理解“西南联大”时，我意识到“西南联大”的“弦歌”是在“日常”中生长出来的。如是，我更愿意在困境、欢愉、黑暗、光明、约束、任性、革命、保守、崇高和卑微等这些日常生活的肌理中去叙述“西南联大”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物。

《日常的弦歌》

副标题：西南联大的回响

作者: 王尧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2021-11

在写作这些文章时，我又时空错落的感觉。我在长沙、昆明访问过与“西南联大”相关的遗址，也凭吊过闻一多先生殉难处。我有时会觉得自己在路上遇见朱自清先生了，我停下来喊他朱先生，他不认识我，朝我笑笑。在读《联大八年》时，我在想要不要给哪个学生杂志投稿。老舍到联大讲座了，是闻一多先生主持的，我应该去抢个位置。苏州也有定胜糕，我想告诉在街上摆摊的梅贻琦夫人，你做的糕点滋味和苏州有什么不同。在阅读和写作中，我似乎回到了“西南联大”的日常生活。

定胜糕里通常会加桂花糖。昆明的桂花比苏州开得早，但我没看到梅夫人采撷桂花的记载，那个时期也应该少有保存经年的桂花。秋天的苏州也是桂花飘香，但今年秋季炎热，桂花至今尚未开出来。我闻到桂花的香味还是在亳州，那地方是中原了。在反常的季节中写这篇跋，我还开了空调。《日常的弦歌》责编魏玮发来微信说，她已经配好插图了，第一张是“西南联大”校门的照片。真好，再过些时日，我打开自己的书，就可以从那个“校门”进入西南联大了。

三

“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是近二十年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我由追问他者开始，再追问自己尽管学术也留下个人精神与情感“自序传”的痕迹，但学术文体因为某种规范总会限制个人诉求，我因此兼及散文写作，意犹未尽，又去写作小说。我想用不同的文体回答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或纪实或虚构。

《我们的故事是什么》

作者: 王尧

出版社: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2022-11

八十年代问学时，我最初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对此后我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在九十年代将现代散文理解为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的存在方式，这实际上已经间接表述了“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散文这一文体的一大特点，是让你在阅读时会有在场的感觉。我会觉得我在和作者、文本中的意象、情绪、场景、人物、细节对话。所以，我后来用散文写抗战时期重庆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时，会觉得是在写自己，觉得自己和笔下的人物生活在一起。“他们”是“我们”，“我们”会成为“他们”吗？

《我们的故事是什么》结集了我近十年的部分作品，多数写于2018年之后。其中有若干篇以“沧海文心”为总题发在2018年《收获》上。这几篇和其他长短录，大致都是写“五四”以来的文人，有我熟悉的和不熟悉的。这类写作让我穿越时空，在编选时我有恍惚的感觉。逝去的未必逝去，留下的未必留下，我仍然无法回答我们的故事是什么。

在《我们的故事是什么》付梓时，我特别感谢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黄红丽总编的邀约，让这些文章能够结集出版。也特别感谢靳辉兄的精心编辑，才有了这本书的面貌。

沧海文心 自成风雅

——简论王尧教授的研究与创作

文/房伟

王尧教授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已成为中国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他的学术研究，集中于散文史、文革文学史与口述史等领域，集合文学史宏观视野与文学批评的细腻准确于一体，提出“扩大的解放区”“文学史关联性”“无作者写作”等一系列概念，有力推动了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与经典化。他的小说创作，生发自散文随笔创作，自成一家，风格独异，长篇小说《民谣》，引发了文坛的热烈讨论。他如何实现文类转换，实现作家与学者双重身份的整合？他的文学实践，对当下文坛有何启示？

《民谣》

作者: 王尧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2021-04

其实古典文学领域自不必说，现当代文学史上，身兼学者与作家双重身份的文学家，也并不鲜见，如鲁迅、郭沫若、闻一多、钱钟书等。东吴大学的范烟桥教授，既写《中国小说史》等学术著作，又写《江南豪杰》等武侠小说，也为一时风景。但在当下高校学术体制壁垒化与专门化情况下，尽管不断有人呼吁“学者作家化”与“作家学者化”，但始终难以有所突破。有鉴于此，王尧的文学实践，某种程度上说，恢复了现代文学“创研结合”传统，释放了被职业牢笼捆住的文学动能，激活了当代文学的表现领域。王尧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也不是割裂的，而有着“一以贯之”的东西。它建立在生命体验与知识分子信仰基础上，继承中国的文章学传统，将个人心志、历史思辨、文化浸润与社会关照融为一体。

学术需要缜密理性思考与逻辑推理，创作需要敏锐感知力与独特形式表达力。更进一层而言，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都是个人生命体验、知识积累和价值诉求的表现，既要表现二者的“差异性”，也应看到二者的“贯通性”。“学者小说”与“学人诗”这类提法，一直充满争议，也正因身兼学者与作家双重身份，实际是一个“高难度系数”文学行动，搞不好会变成“学术野狐禅”与“头巾气的酸腐之作”。当然，如果处理得当，也可能做到同光体诗人陈衍所说的“笔兼风雅”，即“肯并学人与词客，何难出笔雅兼风”，兼具学者之思与作家之美，熔铸出“大文学”品相。

陈衍

理解王尧在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整体思维，就要看到他对于文学与历史、现实社会的“关联性”的强烈关注。他关注史料问题，坚守当代文学口述史“一手史料”建设，但他始终坚持“史料问题化”，将之放置于当代文学史背景之下。他的“关联性思维”一系列命题的提出，有效地让当代文学研究摆脱“永恒现场批评”的尴尬，也有别于一般当代文学历史化工作。他不执着于通过固定基础史料，强化当代文学“再解读”，建构经典序列，梳理文学史构成路径等方式，而是将当代思想史建设与当代文学研究相联系。文学史研究既“关联性”地成为思想史研究一部分，也强化了当代文学的学术含量和历史根基。以“关联性”思想史视野为核心，王尧也强调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联，创作与历史、现实的关联。可以说，重建文学与现实的关联，沟通文学与历史文化的血脉，既是王尧研究方向，也贯穿于他的文学信仰。批评家刘大先认为，王尧的文学研究有一种介乎“职业批评”与“大师批评”之间的气质，正是看到他既遵守严谨学术规范，又能突破专业制囿，实现文学关联性的自由意志的文学表现能力。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审读委会议，王尧倡导新“小说革命”：“这样的蜕变与小说家和现实、历史之间失去广泛而深刻的联系有关——“个人主义话语”被庸俗化后，暗渡为单薄自伤的“我自己”的“故事”，广袤的世界被缩减成为极逼仄的“一隅”。我不是以崇高和宏大叙事的名义质疑其他写作的合法性，而是担心久而久之丧失了 “我与世界”的连接能力。”

然而，“关联性思维”之下，王尧的小说，不同于很多批评家的创作，而是表现出创作与研究的“精神层面的关联性”与“技术层面的独立性”两层特点。其文学实践的启示意义在于，一是尊重不同文体的差异性，不因跨界而混淆不同文体。近些年来，“批评家小说”似乎成为热点，但王尧的长篇小说《民谣》，不是“批评文体”的跨界冲动与文体溢出，而有着清晰小说文体意识与强烈的文体创新性。《民谣》不仅有丰厚的生活底蕴和历史广阔度，且在人物塑造、叙事语言与小说架构上，都有着精彩表现。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也是学者从事创作，真正得到小说界认可的前提之一；二是从类型上说，《民谣》接续现代文学“学者型作家”传统，对当下小说创作领域，更是一次强力有地冲击和震动。毋庸讳言，经过几十年发展，当下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领域，出现了很多困境，一个重要现象是，文学类型缺乏突破。“城乡冲突”“家族叙事”“民族史诗”“残酷青春”“都市传奇”“重述历史”等范式，大致在上世纪90年代已定型成熟。犹如《围城》这类有丰厚知识趣味，又能以学者深刻思想与理性反思，关注现实人生的学者小说，在当下文坛并不多见；三是王尧的小说创作，又有鲜明的“学者印记”与个人化风格。这种“学者印记”不表现在长篇累牍的知识炫富与学术讨论“硬性植入”小说文本，而是在故事发展、环境构造、细节打磨与人物塑造上，体现出理性深度的思想美，且能通过叙事语言和结构，形成整体性“思想隐喻”。例如，《民谣》以1970年代江南大队为基本时空，分为正篇、外篇和杂篇。江南大队的语言演变史，可见到“风”“雅”传统与“颂”的意识形态语言的分裂。正篇写王厚平的个人历史记忆，用节制干净的第一人称叙述体，杂篇与外篇更多展现主流话语的个人状态，在诸多历史文本的“仿真”中，形成返场般“穿越效应”。这些精妙构思，无不显示王尧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四是王尧的文学创作，对沟通研究界与创作界，起到积极作用。很长一段时间，“职业学术研究”与“职业文学创作”，似乎变成“泾渭分明”两条路线。学者以文学创作为“不务正业”，又以为研究高于创作，忽视文本与作家，不仅研究易流于简单粗暴，且缺乏整体思考。同时，不少作家也视学术为枯燥的“高头讲章”与毫无益处的“理论花招”，甚至有作家认为，最好少读，或不读学术著作，读多了理论文章，小说创作会变得概念化与抽象化，丧失鲜活的生命感受力和生活气息。这一点而言，王尧的文学实践，恰在于让我们反思当下“职业化”研究与创作之间的壁垒偏见，真正将文学研究与创作血肉相联，有利于将割裂的文学再次整合，更好形成真正的文化人格与文学信念。

《围城》

作者: 钱钟书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1980-10

继《民谣》之后，王尧的长篇小说《桃花坞》即将问世。他的叙事体、口述体与论述体的“三位一体”文学史构想，也在不断的建设过程之中。可以说，王尧教授真正做到“熔铸文心于一炉，自成风雅于一体”。他的研究与创作，也成为了非常有趣，又非常有价值的个案，值得持续的关注与探索。

本文原刊于《文艺报》2022年11月30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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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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